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产业链承压，“制造业迁出中国”“产业链去中国化”等言论不绝于耳。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是，不必过于担心这一问题，产业链外迁的成本过高，企业家轻易不会选择搬迁，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在5月27日播出的第17期浦山讲坛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即持上述观点，并指出“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对于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的担忧，他援引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疫情之后，下一阶段的产业将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黄奇帆认为，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面对未来产业链重构，黄奇帆指出中国应该有五大应对举措：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
以下是黄奇帆演讲文字实录：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但CF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观点则相对谨慎：“美国经济界大部分人恐怕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成本太大了，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真的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吗？”
余永定提醒道，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对于美国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必须早做准备。一般企业可视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自行决定去留，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但对于一些如5G等重要的产业链，则一定要确保其完整通畅。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则应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以下为根据余永定的演讲内容精简后的文字整理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把握形势、细化研究
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期
文 | 余永定
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三大因素
“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现的，“全球产业链”概念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跟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新产品的出现。过去我国制造重型机械，整个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在一个狭小地域中完成，谈不上全球化，也没有全球产业链。集成电路等新产品的出现给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
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一国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与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雁行模式”是一种关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传递的学说，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中国、韩国发展不同产业，形成垂直分工。新技术的发展，加上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使全球产业链的产生成为可能。
第三，地缘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某种特定的平衡模式。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形容的，“中美国”概念出现。
全球产业链进入调整期
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仍将发展，但会经历潮起潮落。现在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也随之而来。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了，而非无产者联合起来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处于劣势地位，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会原本可以与资本家进行博弈，维护劳工权益，但在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进入市场参加生产后，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了。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而正如老话“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改变。目前这一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出现逆转、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调整等态势都已不可避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势必打压中国。事实上，中国实力越是接近美国，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就会越强。由此，班农等人提出，“要把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踢出去”。目前来看，美国统治集团打压中国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的生产者、资本家有各自的利益，政客是否能实现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各自利益尚不确定，但仅就美国政客而言，其抑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不可避免。
从产业链自身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产业链越长、越细，越能提高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大大增加。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即在受制于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产出和风险的最优组合，实现效率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全球产业链链条较长，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所有环节停止运作。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链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涉及“脱钩”等问题。曾有外国学者指出，近年来全球的橡胶手套都在一个地区生产，这非常危险，因为一旦这个产地出了问题，全球的外科手术都将无法进行。这位外国学者建议，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进行调整，不应将全球产业链伸得过长。这位外国学者的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减少生产一个产品的细化环节，就可以减少该产品出现问题的概率。因为如果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同，那么生产环节越多，整个产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必须优化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达到一定平衡。
中国仍需警惕美国的打压政策
特朗普政府是一届无赖政府，为了选票不择手段。蓬佩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出“we lie, we cheat, we steal”的言论，足以说明问题。对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虽然这种无赖和危险不是美国的常态，但由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又出现了比较文明、讲理的美国政府，其仍然不会放弃打压中国的政策，无非是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化。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直至“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中国不能心存侥幸、抱有幻想，要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合作已经进行了40多年，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不太同意将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财产其实都分不清楚了，所以“离婚”成本很高，双方的脱钩成本很高，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特别是其商界、经济金融界更是如此。这种情况给中国提供了调整的时间。
总而言之，美国商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是中国可以争取的朋友，他们大部分人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我有一点没有信心，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症是否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
研究产业链应把握形势、细化角度
第一，要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形成清晰判断。正如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全球化过程不会终结，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现在是潮落的阶段，中国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第二，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我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一百。一个理性政府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假定这是个理性的政府。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可以学习华为的对策，极早准备“备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一般企业，应使其自行确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自行决定去留，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应视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或转移。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没有必要过多强求，这样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形成最为自然的结果。但对于5G等非常重要的产业链，一定要确保产业链完整通畅，不能因美国破坏而中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应该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第三，我国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研究。我国的技术力量储备不够强大，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一度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我国应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产业政策。但目前我国产业政策存在问题，亟需改进，应向先进经验学习。
第四，我国产业链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不够具体化。对于产业链的调整，应尽量让产业链的终端靠近国际市场，把更多的产业环节放在国内，同时发展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欧等区域性产业链。但上述建议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未来的产业链研究应更为具体化，与实际联系更为密切。
汽车、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不同产业链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加强所谓“解剖一个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产业链之间的差异性，找到每一个产业链的核心症结，探究产业链结构调整、转移的规律，实现每个产业链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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