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以来，“共同富裕”的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如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金融又该如何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作用？
在9月24日第27期浦山讲坛上，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就上述热点问题一一给出答案。本期浦山讲坛由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张斌主持。
“富裕”是前提和基础
“共同”是共建共享、允许存在先后差别
在本期浦山讲坛上，王一鸣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他说，共同富裕包括了“共同”和“富裕”两方面要义。“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把富裕作为衡量生产力的标准，生产力越发达，人民越富裕。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共同富裕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是发展生产力。
他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我们要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水平，这不仅意味着要创造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既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要允许富裕存在先后差别和合理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既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共同富裕是大家共建共享的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去创造财富，另一部分来分享财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来实现。
王一鸣还强调，共同富裕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的富裕，还表现为精神文化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共同富裕的本质。只有人得到全面发展，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更高的水平，共同富裕才具有牢固的基础。
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的消费相对投资、出口恢复较为滞后，短期来看，受疫情因素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动力依然不强劲。从长期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也总体偏低。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消费率从60%左右逐步下降到49.3%，近年来稳定在55%左右的水平，这不仅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
我国消费率偏低、增长较慢，这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系。黄益平指出，消费疲软背后反映出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直线上升，虽略有震荡，但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众所周知，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比较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比较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消费的影响很大。其它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还表现在如社保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还不够完善等。
“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会影响消费，也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黄益平说。
解决不平等问题，就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王一鸣指出，当前我国有80%的人分布在中等收入标准的下限附近，共有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如果未来15年，能使这一群体扩大到8亿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就将接近60%，基本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他说。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王一鸣认为，路径主要有三条：
第一，把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战场。靠近中等收入下限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大概包含三类——产业工人以及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以及大城市周边的农民。针对这类人群，最重要的是为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及相应的制度改革等措施。
第二，把提高人力资本作为主攻方向。人力资本条件的改善对提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把破除社会流动的体制障碍作为重要途径。总体来看，当前横向流动的障碍在逐步减弱，然而纵向流动的通道在收窄，主要原因是既有利益格局会对纵向流动产生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促进社会流动，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蔡昉认为，主要路径是把人口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社会流动；推进教育深化，重新匹配人力资本曲线与就业曲线；扩大家庭时间预算曲线。
蔡昉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社会性流动的重要突破口。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尚未取得打工地的城市户籍身份，他们在城镇无法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据估算，即使工资未上涨，其他因素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工落户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就可以额外释放27%的家庭消费潜力。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意味着进一步促进横向流动的同时搭设社会阶梯，使更多的农民工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收入分组、社会身份等方面实现向上流动，成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
除了提高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蔡昉认为还应该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他指出，要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职业教育通识化水平，在培养技能的基础上，大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以适应未来千变万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大龄劳动者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促进共同富裕，金融大有可为
一是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是最有效的脱贫手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为主要特征的金融体系，虽然曾推动了经济较快发展，但这一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前金融模式的转变需要从金融创新、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入手，从而与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相适应。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是通过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黄益平指出，当前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大都放在了银行，存款利率很低，这与存贷款利率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有关。在利率实现市场化后，预计存款利率将会有所上升，这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不过，他也表示，银行的存款利率上升幅度有限，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投资渠道，获得更多的财产收入。
三是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解决“融资难”、“投资难”、“保险难”的问题。黄益平认为，通过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创新一些类似于智能投顾的工具来帮助老百姓进行理财，优化家庭的投资方式。普惠金融还可以在支持小微企业上发力，通过大数据进行信用风险管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
王一鸣也认为，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是金融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重要手段。他指出，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度，让百姓拥有更多金融理财工具。应当让更多人分享金融工具在财富增值和增加收入等方面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