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讲坛

“浦山讲坛"第18期:亚洲方略: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日期: 20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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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陷入僵局的全球合作亟需打开新局面。近期,一份由十位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共同主导完成的报告——《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发布。报告呼吁,东盟加六国(ASEAN+6)尽快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随后可以吸引欧洲、美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加入他们的行列。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认为,亚洲国家共同挺身而出,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与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发挥关键性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


在6月7日的第18期浦山讲坛中,报告的部分作者跨洋对话,共同探讨了如何更好发挥亚洲力量,推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迷:


☞ 敦促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并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达成一致,以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


☞ 保持供应链畅通,尤其是要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


☞ 拥抱新冠疫情给健康管理带来的数字化变革。


☞ 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确保区域贸易的团结。


本期浦山讲坛嘉宾包括: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原部长Chatib Basri;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

日本首相经济与财政政策委员会原委员Motoshige Itoh;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Rebecca Sta Mari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研究局主管Peter Drysdale。


亚洲要在全球经济恢复和重建中贡献更大力量


黄益平: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份特别报告——《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它由位于堪培拉的亚洲经济研究局牵头组织、由一群亚洲经济学家共同撰写而成。


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各位专家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经济不仅遭受新冠疫情冲击,还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是地缘政治风险,在这样一个异常特殊的时期,亚洲能做什么?


现在中国在各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政府从1月下旬开始采取严厉措施控制冠状病毒的传播,国内疫情在4-6周后逐渐稳定下来。然而,中国经济却未能完全恢复,有几个原因:


首先,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问题,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病毒,不是取决于最成功的国家做得怎样,而是取决于整个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表现。所以,我们需要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


其次,即使国内经济可以恢复,但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市场,而这一部分现在正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大量出口订单被取消了。所以中国经济的恢复还需要等待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结束。当然,最近还有大量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的讨论,尤其是中美脱钩问题。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情况。我们本次讨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亚洲各国应该携手合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仅致力于本国经济恢复,还要在全球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中贡献更大的力量。这是我的理解,也是这份报告的中国观点。



后新冠时期的亚洲方略:合作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挑战


Peter Drysdale:亚太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促进经济复苏与重建,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了,但它的出口依存度还是相当高。这一点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很相似,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出口依存度都很高。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也很高。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亚太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程度更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制定合作策略,走出危机。这次危机重创了国际旅行,以及所有和国际旅行相关的商业往来,像旅游及其他依赖于人员流动的服务业。所有涉及全球和地区贸易的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亚太地区需要找到有效的路径,实现下一阶段的经济复苏。当然,现在各国已经被如何应对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减少传染和抑制病毒在社区的蔓延等问题占据了精力。


总体而言,我认为东亚的经济体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尽管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上我们做得很不错。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或者我们常说的亚洲经济,其实是东盟加六(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过加强合作来应对新冠病毒在公共健康和经济领域造成的危机,不仅符合各国自身利益,也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这份报告的重点内容,以及将这些内容作为重点的理由。


首先,制定经济恢复政策时,我们必须同时处理好公共卫生和经济两个层面。公共卫生危机还没有结束。只要放松隔离政策,疫情很可能会卷土重来,除非能开发出疫苗或有效的治疗手段来控制传染。所以,我们必须公共卫生和经济两手抓。


在经济恢复上,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一方面在应对公共卫生层面的危机,另一方面也通过刺激措施和收入扶持等手段提振经济,推出了各类政策措施,需要确保这些国家拥有所需要的财政空间和资金支持。


但问题是,这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资金压力将非常巨大,从之前汇率的贬值可见一斑。最近情况略有好转,但在应对下一轮冲击时,这个问题会再次凸显。这些国家存在财务脆弱性的问题,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加强金融支持,妥善防范风险。


全球金融安全网目前还不够完善,基础受到了削弱。所以,我认为经济方面的重点应该是加强亚太地区各国政府机构尤其是央行和财政部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金融支持体系,可以在新兴经济体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帮助其防范金融危机。


当然,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公共卫生问题。东盟+3已经就疫情问题召开了在线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政策策略来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我们的报告也强调,要加强这些政策的力度,拓展其范围,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快疫苗和诊疗手段的开发、生产,促进其公平分配——不光是在东南亚地区,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为了获得东亚各国的支持和资金,我们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国际组织、尤其是世卫组织,在公平分配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我们需要保持供应链畅通,尤其是要保证医疗物资和食品的供应链畅通,这对于对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和重建非常重要。我们还要引领制定相关规则,尽快恢复人员流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定接下来的政策措施,在谨慎预防疫情卷土重来的同时,我们应该计划如何逐步开放经济,恢复地区人员流动。此外,还应与世卫组织等机构共同制定全球适用的合作标准。我认为在这三个政策领域,我们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在经济方面,除了防范金融风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贸易畅通。贸易停滞是这次危机中一个很大的危险。当前疫情带来的危机可谓大萧条以来之罕见,应对危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贸易畅通,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面对危机的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会抬头。不过保持国际贸易畅通,符合亚太地区的持久利益。


幸运的是,我们有APEC这个平台,便于我们在区域内讨论相关问题,比如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协议(RCEP)马上就能签订。这份重要的自由化协议,对于构成全球经济40%的这些亚太区经济体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协定的达成是亚太地区对全世界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可信的声明,即这一地区致力于让世界贸易保持开放。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全球经济复苏策略的重要方面。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立即做出的承诺。当然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冲击,而且全球经济体系由于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对全球化的担忧等各种因素早已存在结构上的脆弱性。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诸多挑战,对贸易及其他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特别是数字领域,对全球化的未来非常重要。全球大数据管理非常重要,这需要我们建立稳定而强健的全球治理框架。



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

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


Chatib Basri:我想先强调一下财政政策重要性的问题。这次的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同,这次危机是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政府控制疫情的一个手段是采取所谓的封锁政策,或者社交隔离政策。也就是说,这次是政府要求民众呆在家里,跟以前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在政府部门任职,当时我们向民众提供了一系列社会保障以应对经济冲击。但现在,政府要求人们呆在家里,所以人们失去了劳动机会。因此,政府要为此提供补偿,这就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现在世界各国,不仅仅是印尼,今年的财政政策的主题都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救助。


我们可以看看澳大利亚的例子,他们的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约是10%,新加坡和美国也差不多。再看看中国政府制定的刺激计划,规模也非常庞大。但问题是,有很多国家,特别是很多东南亚国家,比如印尼、缅甸、老挝、柬埔寨,它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来实施巨大的财政赤字。以印尼为例,根据我们的估算,印尼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大约是6%,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比起来,这个比重并不算大。


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救助,但是如果想提高预算赤字,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为这个赤字支出筹措资金?这只是第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还需要额外的预算支持。这种做法的空间也很有限,因为如果我们只从国内市场,从本地资金池来调动资金的话,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风险,因为本地资金池的规模是有限的。


如果去国际市场融资的话,大约两个月前,印尼政府发行了所谓的疫情债券,偿还期为50年。现在国际市场仍然是开放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大概6个月之后,融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所以,对像印尼这样的东南亚国家而言,确保自己能够获取额外的预算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件事是,当预算赤字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整个国家会变的更脆弱,面临的风险就会上升。因为我们会过度依赖外部融资,而一旦受到冲击,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我们过去曾有这样的教训,当美联储退出QE,货币政策恢复正常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遇了一波资本外流,资本流回美国买进美国国债。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印尼,就会因为资本外流的动荡而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以及亚洲的很多国家都需要金融安全网的支持。这些亚洲国家有一个问题是,它们在IMF那里的历史记录不太好看,因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很难从IMF那里获得帮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即使是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没能从IMF那里得到救助。


再来看印尼,美联储退出QE时,我们和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和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开展了贸易融资合作。所以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讨论和探索建立金融安全网的可能性,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亚洲国家都需要它。


很重要的一点是,亚洲各国的央行和财政部需要探讨和扩大彼此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创建一个更稳健的区域金融安全网。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亚洲国家还要支持IMF新增特别提款权,并探索改进的方法,以便使更多亚洲国家获得特别提款权,减少流动性约束。


因此,我认为需要这么一个模式。但遗憾的是,目前亚洲国家可利用的援助计划——清迈倡议——能提供的援助规模太小,而且还未经检验。所以,这就是我进行这些讨论的原因,我们确实希望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探讨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因为这个金融安全网现在是亚洲很多国家都需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区域性的开发银行,比如说像亚洲发展银行或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应该积极提供一些有条件的流动资金,给亚洲国家提供更多的空间,完善它们的金融机制。彼得,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黄益平:这样的机制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实际上就提出过一些倡议,比如清迈倡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很多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现在,类似的倡议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些机制都很好。除了一些国家各自积累的外汇储备之外,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机制都会非常有帮助。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很难去求助于国际组织,比如IMF。我的建议是,亚太国家可以视具体情况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这些机制,如果是地区性的问题,那么可以通过该地区各国内部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是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可以诉诸国际机制。


但就亚洲地区来说,我们应该合作,一个原因是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将有利于解决很多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逐渐看到有两种主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一个以美联储为中心,另一个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我希望最终,我们能打破两种协议之间的障碍,让两个机制融合。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这可能很久之后才能实现。我认为各国央行应该一道努力,加强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绝对是这样。这对于亚洲各国建立合作机制、确保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来说非常重要。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保持供应链的开放,尤其是医疗物资供应链。此外,食品供应链的开放畅通也成为了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部分国家对食品出口进行了限制。



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

加强国际合作透明度


Rebecca Sta Maria:贸易政策对于促进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须品的可获得性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对应对疫情挑战也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为了保证本国医疗产品和必需品的供应,并以确保粮食安全为理由,对出口进行了限制。


我们理解有些措施在当时可能是必要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保持警惕,防止这些措施在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之外,导致食品危机。因此,各国有必要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努力作出集体承诺,避免不必要的出口禁令,以及对食品和医疗必需品的出口限制,承诺避免实施任何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特别是涉及到数万亿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承诺维持供应链的开放和正常运作。


我们理解,在紧急情况下,一些经济体和国家采取这些限制措施,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而且在执行时应该保持透明。


我们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透明度,及时分享信息,这样各国就可以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来应对疫情挑战,国家之间交流关于保持食品和医疗供应链开放的好的做法,在当下非常重要。亚洲各国尤其要进行协调保持贸易开放,反对那种贸易保护主义和生产本国化可以提高供应链韧性的想法。


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思维近期特别盛行,大量囤积产品以及把生产迁回本国的做法应该被限制。在现在的情况下,各国需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公民,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这些措施不对整个地区的食品和医疗产品的可获得性造成不必要的限制。


我们必须明白,生产本国化,会导致风险集中,会使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冲击,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全球系统中实现供应多样化。各个地区在气候、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韧性。我们应追求供应链的多样化,而非集中化。


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地点选择和搬迁的决定应该由私营公司来推动,因为这些公司理解多样性的意义,而且有能力来降低风险。区域性和多边合作、制定标准和法规也有助于减少供应链的脆弱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亦有助于企业分散风险。我们帮助企业分散风险,我们对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支持其升级,帮助他们获得资金来生存发展,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应对疫情。


在亚太地区,就医疗设备而言,供应链不仅仅涉及货物的运送,还涉及货物的质量,我们要确保不达标的产品不会在供应链内流通。这是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因此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发了供应链安全工具包,它基本上涵盖了医疗产品的整个供应链。这个工具包也可以很容易地复制用于其他产品的供应链。它的作用是提供一些机制,帮助决策者了解所需的流程和程序。所以工具包的作用是进行能力建设。这种工具包是由决策者、企业和学术界共同设计的,它的关注重点是进行真正的能力建设。


提升全球医疗产品质量和供应链安全性的机制十分重要,它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到其他产品上,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需要的一些产品。尽管该工具包是由APEC 生命科学创新论坛的卫生工作组设计的,在发现、预防和处理不合格或伪造医疗产品上,它可以与WHO的指导意见结合使用。


这是医疗产品供应链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听说过一些不合规产品的事例,我们听到相关报告,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供应链,还要关注在供应链中流通的产品的质量。



数字化是未来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Peter Drysdale:在应对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数字化其实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了创新性的危机管理。


在应对这次危机中,远程医疗一夜之间成为澳大利亚医疗的一大特点,其中涉及数字技术的新应用。当然,更广泛的拥抱数字技术会带来全球化新时代,但是现在治理体系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在数据隐私和有关公共利益的数据开放之间取得平衡。大数据管理是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面临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对此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政策和监管体系。


在国际上,我们尚未真正开发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治理系统,使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能更容易的应用于国际贸易和商业。


Motoshige Itoh:由于这场危机,所有国家目前都变得更关注国内问题,我认为这对促进各国经济活动不是很好。将新冠肺炎疫情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比较非常有用。1930年代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那实际上延迟了经济的复苏。重要的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但与此同时,困难重重的经济状况又是导致保护主义的原因。举例来说,美中贸易冲突现在似乎比新冠肺炎爆发之前还要严重。


也许正是由于国内的经济问题,各国应该不仅仅关注自己,还要向外看,寻求对全球化加以改善。而数字化可能正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它实际上是未来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数字化的应用刚刚开始加速。我们看到在线学习、在线医疗服务或远程办公越来越普及。在各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思考,必须加快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项技术使长距离交流变的可能。这意味着,它不仅能拓展国内的活动,跨境活动的开展也变得十分容易。或许现在正是区域经济讨论如何加强数字技术合作及系统协调的好时机。


当然,现在有许多难题待解,例如数据隐私以及如何增加数据使用,这是值得区域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很好的话题。


我认为不仅是APEC这个平台,在国家讨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时,比如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或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个问题正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不仅是谈论更多的贸易,信息和数字交易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地区国家间在这方面的协调。


Rebecca Sta Maria:说到数字经济,亚太经合组织有一种非常官方的方式来汇集相关观点。即便是东盟也有数字整合框架。这些框架必须涵盖非常重要和日益重要的领域。而且我知道,关于可靠的数据流动有很多讨论。那么,各经济体会专注于数据保护和数据隐私吗?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即使有了这些框架,即使各国应该遵守这些框架,但在国家层面,国内法律和法规可能不支持框架的某些内容,例如数字经济的税收机制,以及数据许可和本地化,这些国内规定与区域框架最初想要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话虽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向我们表明,在这一领域协调努力,确保足够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宽带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数字鸿沟将变得越来越深。同时我们也需要确保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并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亚洲可以轻松地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确保区域贸易团结


黄益平:疫情可能会引发各国在贸易政策等问题上的一些非常严重的反应,但这部分是由于国内经济困难所致。因此,我们考虑所谓的脱钩或供应链转移时,如果有国家想在所有医疗设备上都做到自给自足,我个人是表示理解的,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所有人都会有的自然的、本能的反应。


现在要面对的困难是,由于各种原因,中美贸易关系不断恶化,脱钩的程度可能会越来越高。我们必须重视,但对于亚洲各国来说,现在很难猜测特朗普会采取什么政策,可能我们还是要耐心看11月大选的情况。


因为亚洲各国始终都坚持经济开放,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开放贸易和投资制度的主要受益者。面对疫情,谁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靠自己迅速恢复。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加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亚洲国家应团结一致,在一些贸易和投资规则达成协议,这会为彼此的经济复苏提供很大支持,这对各国、对整个亚洲地区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证明,即使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制度依然有利于各国的发展,这也会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释放积极的信号。


Motoshige Itoh:政治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行车理论”。骑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直蹬自行车,否则就会摔倒。除非我们不断地去协商、合作、协调,否则国际体系很容易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或面临其他问题。不幸的是,世贸组织现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美两个大国存在脱钩问题,这更加凸显了其他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东盟10+6,现在是在持续开展协商与合作。我们现在要做的可能就是“继续骑车”。


由于美国大选周期,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国的动向。大选之后美国会如何谁也不知道,因此对于美国政治未来的走向,我们一方面是要谨慎观望,另一方面也不要草率做决定。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区域协商与合作。


Chatib Basri:亚洲地区应该是目前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因为我们经济增长非常高,发展潜力也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亚洲经济体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一般说到亚洲经济,基本上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三个核心的部分——一是印度,二是东亚,主要是日本和中国,三是东南亚经济体,尤其是东盟。所以我们讨论东南亚经济、东盟,是非常重要的。


但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东盟10+6非常重要,如果能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合作就会更有意义,但是这涉及一个协调的问题,因为除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外,东盟10+6级别的合作基本上是没有机制化的。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谈东盟,我觉得应该从已有的机制谈起。


Rebecca Sta Maria:关于RCEP,我们现在都努力推进,争取今年之内能完成协议签署。据我所知,六月份各国领导人会召开一次会议,完成扫尾工作。所以很显然,各国是有这个意愿的。RCEP现在的一个挑战是怎么让印度参与进来?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何让印度参与进来?在哪些方面参与?谁能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去推进这个进程?东盟需要扮演这个领导和调停人的角色,让RCEP更具吸引力,吸引印度加入。


这个问题不能只从短期去看,RCEP着眼的是长期目标,未来二三十年内的发展,正因如此,争取印度的加入才这么重要。有时我们只看到眼前,却看不到未来的潜力,所以放远眼光有利于东盟在促进RCEP进程上扮演领导角色。


Peter Drysdale:我认为这凸显出,疫情为争取印度参与RCEP提供了一个契机。好几周前,印度总理莫迪强调了保持医疗供应链畅通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他着眼的是印度农民,在意的是保持供应链畅通对于解决疫情危机的重要性。


但疫情确实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和印度进行实际的、及时的沟通,推进RCEP进程,毕竟印度最开始是不同意签署RCEP协定的。如果和印度能达成某种互动的协定,将有利于促进印度在RCEP经济合作领域的参与。


Chatib Basri: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从经济角度,而且应该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应该发挥作用。但问题是,我们也不能为此责怪政治家们。很多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都忙于应对其国内问题,特别是当下的新冠疫情。我认为,与其责怪政治家们不实施改革,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如何激励领导者去承担领导责任。


由此我想到的一点是,此前也曾在报纸上讨论过,东盟议程应与各个国家的发展议程相吻合。其次是制定政策。因为我相信现在所有的东南亚国家正在积极争取获得国际合作方面的支持,并制定了与试剂盒、医护人员等相关的诸多政策。因此,如果我们能在大家一致认可的某个方面开展合作,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并且作为一项成功案例。


一旦有了切入点,我们就有了共同的平台,那么我们就可以讨论更复杂、更困难的改革,比如贸易开放等议题。但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先做出一项成功的案例,并由此获得政治支持,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是拿领导人不感兴趣的问题来和他们谈,很可能他们不会对承担合作机制中的领导角色感兴趣。因此我的建议是,或许我们应该从每一个或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愿意讨论的事情着手。


比如,可以从讨论卫生政策、试剂盒、医护人员等领域的合作着手,或许一些国家对金融安全网也感兴趣。我对新加坡不太确定,毕竟它们拥有充足的资源。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从诸如卫生政策之类的事项入手,在东南亚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展开讨论的空间。


黄益平:中国要参与合作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己发展。我认为,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情况也是如此。任何国家都需要与他国合作才能恢复和重建。这是首要原因,刚刚提到的其他原因是比较重要的次要原因。由于我们在中美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中面临着困难,在促进未来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困难。


但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区域,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促进我们的经济复苏。作为亚洲地区的一部分,中国既可以因此受惠,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需要获得外部资本、市场、技术等资源。因此,这种交流与合作对于中国维持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


我们可能会在几年内达到高收入水平,但外部合作依然非常关键。同时,我认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也可以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从去年开始,中国的零售额已经超过美国跻身全球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消费支出增长相对也很快。能会成为世界消费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地区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但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最终中国会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化的关键受益者,维持开放的体系会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强的激励。你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尽管在国内公共卫生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尽管与美国的关系遇到了许多麻烦,但中国仍在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开放、要素市场改革等事宜,所以我认为中国决心进一步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意愿很明确。区域合作与这个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Peter Drysdale:亚洲经济具有足够的比重、体量和规模,以及增长的潜力和机会,可以领导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亚洲首先遭遇新冠病毒的袭击,现在将领先世界其他地区从新冠危机中恢复,但我认为,正如我们的报告所论证的,亚洲需要密切合作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如果没有合作,我们面临的危险就是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将持续处于疲软和停滞状态,过去发生此类危机时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要去动员那些有能力领导全球合作和复苏的经济体,激发他们参与到这项议程中来,围绕议程开展工作,难点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东盟在这个过程中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提出了六点提议。我们需要鼓励每个国家的政策领导者加入进来,共同围绕这六点开展工作,这不仅将使亚洲的复苏更为顺利,而且还有希望为全球的复苏进程作出贡献,因为这个区域还有全球目标,对全球和多边进程有兴趣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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