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2021年及“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勾勒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工作蓝图。
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
如何理解今年的一系列主要发展预期目标？如何制定？有何考量？
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确保“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和重点工作是什么？
如何认识我国的债务风险现状？如何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如何判断我国通胀形势？货币政策可能作何反应？
3月8日晚8时，第22期浦山讲坛上线。
浦山奖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CF40特邀成员、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和CF40成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聚焦“‘十四五’开局：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重点”这一主题，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围绕上述一系列热点问题分享真知灼见。CF40研究部主任徐奇渊主持本期浦山论坛。
刘元春：资产价格管控是后疫情时代的超级问题
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深入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点，要从“十四五”的整体规划框架、发展趋势来理解。
他指出，在总体目标方面，国家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将成为各行各业的基准参考基准和行动指南。6%是落实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体现了底线管理和统筹思维。
在政策工具方面，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则性表述体现了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但在一些具体指标的确定上，则充分体现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相机抉择性，以及政策的结构性导向。
在重点工作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八大工作重点的理念和内容也和“十四五”规划、与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实施相契合。
以下为演讲原文
从“十四五”框架理解政府工作报告
文 | 刘元春
刚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引起社会各界热议，特别是我国2021年宏观经济目标、政策工具以及八大工作重点，这些都在“十四五”规划框架之中，都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
因此，要想深入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几大关键点，就要从“十四五”的整体规划框架、发展趋势，来理解短期指标和政策定位。
GDP增速6%以上有三大考量
CPI涨幅3%未低估通胀潜力
在经济目标方面，今年GDP增速的目标确立在6%以上，超市场预期。一是因为去年中央没有确定经济增长目标，而今年设定了目标。二是目标低于普遍预期水平。
目前大多数宏观预测团队预测，由于基数效应，今年GDP增长速度有望达到8%以上，6%的目标似乎相对保守。而总理已经对这一目标进行说明，国务院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进一步解说。在说明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这一目标的基础是我国抗疫胜利和宏观经济复苏进入新阶段，目前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去年大幅度降低。
此时，我们需要一个经济目标来引导预期，形成共识，指引各个部门、各个区域、各个产业以此为准绳形成各自的行动目标。从这一角度来讲，确定经济增长有利于当前形势的发展。
第二，目标是底线管理和系统思维的产物。
从国民核算角度，6%以上的GDP增速，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可能达到5%-6%，企业利润名义增长速度可能达到8%-9%，政府财政收入的名义增速可能达到9%。
这一水平是保证中国宏观经济、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基本参数，能够保证到今年底中国经济复苏进入到常态化阶段。
为了保底线、保基本盘，今年GDP增速不能低于6%，这一水平能够保证各个市场主体正常地形成预期、进行决策、形成内生的增长动能和复苏动能。
第三，6%是接续“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参数。
“十四五”要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十四五”也是中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我国增长速度需要基准。按照学界研究，“十四五”潜在增长速度的基准在6%左右。
参考去年的增长情况，今年GDP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一季度同比增速或将达到13%-14%，但四季度将逐步回落至6%左右，明年增长速度也将在6%左右。从“十四五”的战略布局来看，确定6%作为底线，有利于确定“十四五”的增长标杆，也有利于政策规划的接续。
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发生结构性变化。国家增长目标的设定，将成为各行各业的基准参考和行动指南。
去年疫情期间，中国的结构性分化处于加速期。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无接触经济得到快速迅猛发展，而传统经济处于快速转型升级阶段。如果确定过高的增长速度，层层加码，不利于我国高质量增长，不利于我国按照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进行政策部署和战略落实。
所以，6%是落实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统筹“十四五”总体布局的角度看，它是一个体现我国底线管理和统筹思维的增长目标。
在通货膨胀和就业方面，通货膨胀指标——CPI确定在3%左右，失业率5.5%，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
根据奥肯定律，中国GDP每增长1%所带来的就业在200万左右。若按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叠加结构效应，新增就业能够完成1100万的水平。
“十三五”规划中，预计每年新增就业平均在1200万左右，而实际完成情况在1300-1350万。依据这一情况估计，今年实际城镇新增就业规模可能达到1200万。
关于CPI，目前全世界都在对通胀预期做系统性调整，特别是美联储新增1.9万亿的刺激计划，引发货币扩张效应，全球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上调，引起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这在全球实体经济不景气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情况下不容忽视。
在中国，供给弹性非常大，3%并没有低估通货膨胀增长潜力。2021年和“十四五”期间，在结构转换的过程中，通货膨胀的结构效应非常强，但总量效应并不像传统所想象的那么强。学界讨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数量论已经失效，同时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学术界和金融市场实务界的种种讨论，形成了我们对于未来增长预期的差异性，这将影响投资、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因此，在未来几年中，宏观调控可能比过去几十年更加复杂。在政策层面和理论层面可能面临较大突破，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
今年财政赤字并无明显收缩
M2、社融增速不会有太大变化
上述几大政策目标，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财政政策的定位已经充分体现了以上要求，主要表现在，非常规举措将大大收缩，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保持不变。
第一，我国赤字率从3.6%下降到3.2%，降幅为0.4%。这是否意味着赤字将明显收缩？不一定。按照大部分团队预测，2021年名义GDP增长速度可能会达到12%左右，3.2%的财政赤字率意味着一般预算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3.6万亿，略低于去年的水平。
第二，抗疫特别国债停止发放。
第三，加大对于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
在去年财政直达机制改革的基础上，使去年两万亿的直达规模提升到2.8万亿，这是对目前财政所面临的结构性负担给予的高度关注，因为今年地方政府基层政府运转困难、财政困难的局面将延续。
因此，加大对于基层的转移支付和财政资金直达的力度，有利于基层的运转，有利于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
除上述举措之外，今年安排了专项债3.65万亿元，与去年规模基本相当，体现了财政积极配合新发展格局所开展的六大方面的战略部署，特别是在“两新一重”上的重点投资。
今年，我们在创新领域、绿色领域、中小微等关键领域，以及有关国家大局的大型项目、有关民生的急需项目要进行重点投入，因此中央预算投资规模不少于6千万亿，说明今年我们在扩大有效需求中，投资需求的扩大高于普遍预期。
研究表明，由于2021年财政收入名义增长速度将从去年的负增长转变至9%-10%，财政总规模将从去年的18万亿左右提升到接近20多万亿。
今年财政支出的总体规模较去年并未收缩，反而由于增长效应，支出规模依然很大。很多人认为财政政策将有较大变化，但实际上，从总量规模、从结构导向，财政政策也保持了连续性、不急转弯的指导思想。
相对于去年，我们的调整之处在于，非常规举措将大大收缩，但是积极的定位没有本质的变化。
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政策的连续性主要体现两点。
其一是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
这句话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十三五”大部分时间里面，货币政策的表述都有这样的内涵。今年的新内容主要体现在名义GDP增速。
去年我国实际GDP增速是2.3%，名义增长速度只有4%。今年预测GDP增速在8%左右，GDP平减指数可能接近4%，那就意味着名义增速可能在12%左右，这意味着M2增速、社融增速较去年不会有太大变化。这种匹配性能够保持宏观杠杆率不变。
其二，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导向将更加明确。
本次报告，体现了货币政策对“十四五”战略规划和财政重大项目的配合，以及货币政策对于创新领域的重要项目、绿色行业、小微企业等几大板块的明确导向。
总的来说，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本次报告的原则性表述已经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全面定位；但在一些具体指标的确定上，则充分体现了我们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相机抉择性，以及政策的结构性导向。
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数据，深入理解今年财政、货币政策和往年政策在具体操作、结构上的差异，这样我们对于中国的宏观政策定位会更深入。
扩内需成为中期战略
改善收入分配是关键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八大重点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八大工作重点基本一致，理念和内容与“十四五”规划、与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实施相契合。
今年要起好步、开好局，体现在今年的工作定位要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先导。因此，今年政策中对于重点领域改革的计划，对于扩内需的定位，对于乡村振兴、环保和碳减排等工作，都需要在“十四五”的发展趋势中、在新发展格局的布局中进行理解。
以普遍关注的扩大内需为例，从标准的教科书和西方经验来讲，扩大内需一般作为短期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扩大内需，克服经济下滑的周期性变化。但这并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宏观治理的要求。
在新发展格局中，我们将消费、扩大内需作为战略。这一战略和需求管理政策的本质性区别在于，我们扩大内需的战略属于中期定位，不是简单的短期逆周期的调整需求。
理解中期定位的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的扩内需战略存在大量的制度性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民生扩内需”。民生建设需要一系列的收入分配政策、社会建设等制度体系改革，这是深层次的改革。同时也要求我们注重消费和投资结构匹配，其重点在于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不再是简单地就消费谈消费，就投资谈投资，而是相互匹配。
这两大特性在今年强调的非常明显，扩内需不再是简单地发消费券、家电下乡、消费补贴，而是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扩大居民收入来进行的，这是 “十四五”工作的重要方面。
第二个层面是我们会在一系列结构性政策的基础上进行重大调整。
消费不振，内需不振，并不是简单的短期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我们在结构性政策上要着力，在机制体制上要更好地协调，最后才涉及短期政策，要以消费投资的有效扩张作为落脚点。
在五中全会新发展格局战略中，国民经济的畅通，需要在消费投资结构上做文章。因此，今年扩大内需的工作重点，并不仅指向今年的短期工作，更需要配合整个“十四五”新发展格局战略的落实，配合扩内需的战略基准。
资产价格管控是后疫情时代的超级问题
过去20年，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结构性变化的20年。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去年的新冠疫情，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受到颠覆性冲击。
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全球CPI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在2%-5%的水平，我国在过去10年CPI也基本处于1.5%-3.5%的区间内，而传统上与通胀相关联的参数，例如货币供应量、债务水平，我国每年大致按照10%的速度增长，欧美经过若干轮量化宽松，数据更为恐怖，但没有出现预期的通货膨胀。
在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货币积累后，会不会在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铁矿石价格、铜矿，从去年最低点算起都出现了大幅上涨。这些变化对于中国这一制造业大国而言，确实会造成通胀恐慌。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变化？
从目前来看，很多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表明，通胀形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物质相对充裕的的条件下。
货币冲击对于老百姓商品篮子的价格冲击，也就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究竟会怎样？
在全球化和金融化的20年中，货币循环以及价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胀形成机制并不决定于货币供应量，而是与全球化因素、低成本供给弹性密切相关，也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商品篮子的弹性密切相关联。
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大多数日常商品价格一旦上涨幅度超过3%-4%，超过菜单成本，那么供应量是无穷的。中国拥有超强的生产能力，这种超级能量能够把中国的价格拉平，把世界的价格拉平。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当人们基本生活稳定之后，收入增长、货币增长会在边际上用于储蓄、投资。
此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资产价格、金融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金融市场和资产市场成为了新的货币蓄水池，而不像传统商品在交换经济中直接对生活带来冲击。
这一机理导致货币政策的框架，从传统的单一目标、单一工具、规则化的模式，向多种目标、多种传递途径、多元化体系、甚至相机决策的体系转换。
如果不了解背景，就会形成“见到风就是雨”的思维方式。很多市场人说最近房价要涨，为什么？钞票发这么多，老百姓就拼命地买房子。还有说猪肉涨这么厉害，其他商品会不会涨？
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在日常商品中会出现个别商品的紧平衡。个别商品的紧平衡有可能会成为货币释放的渠道，带来价格性的异常变化，这在价格管控中间值得高度关注。
虽然整体CPI不会发生很大变化，货币冲击不会很大，但在个别商品出现紧平衡之后，这种商品由于供给弹性很小，可能会发生变异。例如非洲猪瘟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一些价格政策、民生政策，的确需要关注。
宏观政策需不需要盯住局部的紧平衡？
我认为不需要，但宏观政策需要对资产价格需要进行权衡。因此有专家认为，盯住CPI的方式过时了，应该盯住整体价格水平。也有很多人建议，将资产价格与CPI加总，形成新的盯住篮子，从而使我们的一些调控工具与这一目标相匹配。还有人认为，盯住名义GDP，即盯住实际GDP和GDP平减指数。
目前，对于货币政策框架还难以形成新的公式，所以货币政策管理框架正处于革命性的过渡阶段。
资产价格管控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超级问题。国内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前瞻性。我国这些年一直在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管控，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对房地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但目前美联储和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会面临新的风险。
总体上，虽然近期价格结构出现异动，但中国CPI的总体水平仍然处于平稳状态。我国通胀预期不会像国际市场和美国专家所鼓吹的那样做出大幅度调整，但央行也应对我国的通胀预期进行前瞻性管控。
中国的经济体并不害怕物价水平3%-5%的上涨，相反，我们怕的是CPI回落至1.5%以下。在历史上曾有部分学者主张轻度通货膨胀有利论，但目前物价稳定在3%左右是最好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3%的通货膨胀率，并且由专家进行了深入解读，对于理清目前所面临的价格形势、供求关系，以及未来几年的政策指引和预期引导具有重要作用。
当下是进行大改革的好时机
要改善资产负债表和杠杆率，如果是做加法，美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榜样。美国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改善有30%-40%来自资产价格效应，我们未来需要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如果是做减法，对杠杆率的分子进行约束，就需要约束政府的信用膨胀。
政府信用膨胀是一个体系化问题，关键在于政府改革。政府职能需要进行重新定位，银政关系、银企关系、政企关系的所有制改革要在政府职能改革的过程中重构，但重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中国以往的大改革都是遵循了一个逻辑——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因此，下行周期的底部往往是这种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当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偏高，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杠杆率偏高，地方政府所关联的地方国企和相应事业单位债务率过高，这些问题逐步凸显。去年部分国有企业逃废债，反映了与政府债务密切联系的一种市场行为，其本质仍是政府行为。所以，在某一时点，国家一定要拿出力气，对于地方政府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改革也涉及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比如，现在国有企业的三年行动纲领，如果不分区域、不分层次、不分行业，“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进行，则缺乏抓手，很难推动。
目前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利用局部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地方国企债务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和调整，并且要双向进行。因为单纯改企业改不了，单纯改政府也改不了。
更重要的是中央的决心，我们已经在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吹响了新时代大改革的号角，但是对改革的切入点要有所把握。
不同类型的稳杠杆举措，在不同时点，需要不同的权衡。大改革必须要寻找到大改革的时机，我觉得当下就是很好的时机。
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详解“十四五”金融业改革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21章第3节就“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若干要求，接下来如何细化落实？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从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建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五方面详细阐述了“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就近期备受关注的通胀问题，王信认为，2021年，央行货币政策仍然是“稳”字当头，将在保持市场流动性、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坚持货币政策稳健取向不变,维护正常货币政策空间，通货膨胀也仍将是央行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
王信还强调，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应当被及时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十三五”金融业发展成就及“十四五”改革方向
文 | 王信
“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十三五”时期，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目标，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加强法治建设为保障、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加快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稳步提升。
（一）着力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一是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不断提高政策透明度。
二是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三是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运用宏观审慎评估（MPA）加强实施逆周期调节，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改革框架，逐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覆盖范围，健全本外币全口径外债和资本流动审慎管理框架体系。
（二）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
二是优化金融监管体系。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新框架，目前已经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架构。
三是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等统筹监管框架。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机制，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持续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建设。
四是健全监测预警、压力测试、评估处置和市场稳定机制，全面评估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
五是完善问题金融机构市场化处置和退出机制。发挥存款保险制度作用，加强风险监测和早期纠正。
（三）增强金融配置资源能力，构建合理分工、相互补充、功能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是初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加快战略转型，积极推动落实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深化改革方案，中小银行稳健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民营银行实现常态化设立和稳妥有序发展。
二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近3700家，总市值54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三是债券市场保持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
图1 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四是加快发展票据市场，创新发展黄金市场，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四）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和水平稳步提升。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拓宽科技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
二是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强化国家重大战略金融服务，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健全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四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持续深化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图2 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
图3 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五）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高层次开放型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一是加快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推动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成功加入SDR，人民币已经成为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三是加大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增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使用。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积极利用重要国际平台推动宏观政策协调，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金组织的影响力，大力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便利性进一步提升。
支付清算、金融科技、金融标准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的方向
（一）健全金融调控体系
☞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
☞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
☞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有力服务宏观大局，加强货币政策与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的统筹配合，构建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二）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中小微民营企业。
☞从完善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各类银行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结构。
☞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实施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
☞改善融资结构，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统筹规划金融业综合统计、反洗钱以及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体系。
（三）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宏观层面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以现代化的货币管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引入激励相容机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探索金融支持高科技农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加大对林下经济、板下经济、生物种业、现代农机、智慧农业等农业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
☞二是坚持协调发展，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中长期融资，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高水平金融支持。破除贷款利率隐性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保持县域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构建支持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积极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引导和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进入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政府激励，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培育和发展服务绿色金融发展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区域合作，引导国际资金加快投资我国绿色金融资产的步伐。
☞四是坚持开放发展，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依法合规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资本进入金融业，激发市场主体竞争和创新活力，各类金融机构平等竞争。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以普惠金融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加大金融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巩固拓展金融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索以数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
（四）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监管，健全防范化解风险长效制度。
☞建立权威高效专业的风险处置机制，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在问题机构有序退出中的作用，完善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稳妥化解局部性、结构性风险。
☞继续完善中央和地方双层金融监管体制。
☞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优化多层次预警指标体系，完善压力测试等风险计量工具，加强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
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业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金融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要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要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通过多边、双边、区域等多渠道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经济体的协调合作，建立健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开放条件下更宽领域的金融安全网。构建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2021年货币政策仍要“稳”字当头
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货币政策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央行也高度关注就业等目标，尤其是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应该更加关注就业，当然资产价格也是中央银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
未来一段时间物价是否走高，市场是否形成通胀预期，我认为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很大不确定性。有观点认为会出现通胀，主要是基于各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然而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采取宽松政策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近期物价走势是否出现根本性的扭转，我认为还需要深入观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一定就会导致物价走高。有研究表明，欧元区物价起不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宽松的政策使僵尸企业很容易获取低成本资金，市场不能出清造成了产能过剩，导致物价低迷。当然这只是作用机制之一，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机制。总之，影响物价的因素很多，并不是实行超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然能带动物价上涨。
2021年，央行货币政策仍然是“稳”字当头。央行将在保持市场流动性、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坚持货币政策稳健取向不变,尽量维护正常货币政策空间。我们会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物价变化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把握好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
稳健货币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我们将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着力提高对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在此过程中，央行需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现在人民银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新闻发布会、吹风会等方式来加强与市场的交流，这是中央银行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举措。
强化宏观审慎管理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后，我从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度来谈谈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一是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密切关注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加全面、准确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及时采取措施。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举措，包括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原来的高碳产业逐步退出，相应的金融资源投入可能面临价值重估，这可能给我们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上也在探索如何将其纳入宏观审慎管理。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30·60目标”之后，绿色低碳发展将是“十四五”期间以及更长时期内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应及早研究应对措施。
二是充分发挥存保机构的早期干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研究建立金融机构风险动态预警机制，一定条件下触发存保机构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早期干预，从而有效规避风险。
三是形成有效的债务处置体制机制。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债务处置机制,明确处置机构、资金来源、偿付顺序、相关各方责任义务等重要事项。压实地方政府、问题机构及其债权人的责任，避免一味依赖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而形成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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