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讲坛

“浦山讲坛”第25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

日期: 202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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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第25期浦山讲坛上线。CF40资深研究员、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结合新作《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聚焦“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发表演讲。

在长达半小时的演讲中,张斌重点回答了以下问题:

•  如何描绘当前的中国经济画像?

•  为什么中国自2012年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宏观经济易冷难热?如何解释这一时期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资产价格、城市格局等出现的一系列变化?

•  中国过早“去工业化”了吗?是否有必要稳定制造业份额?

•  中国经济的真正短板是什么?药方怎么开?


中国当下的经济画像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画像。农业时代,经济运行的特征是周而复始。尽管朝代更迭、人口起落,但拉长时间周期(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农业经济循环后总会回到原点,真实生产率、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在工业时代的高峰期,人均GDP、经济增长则一路高歌,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贸易顺差等现象都有可能出现,经济比较容易过热。


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哪些经济特征?


第一,2012年之后,GDP增速持续单边下滑。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之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转折性的、结构性的变化。第二,生产结构明显变化。工业化高峰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始终快于服务业;但最近5-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不仅持续小于服务业,且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三,支出结构发生变化。投资率在经过高峰期的攀升之后,最近十年增速不断下降;而消费率则与之相反,增速由持续下滑转为持续抬升。第四,经济从“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 工业化高峰期,经济“易热难冷”,经常出现通货膨胀;但最近十年,经济则“易冷难热”,政府开始更多关注“保增长”等目标。


总结来看,近十年中国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高歌猛进的增长态势,工业部门、出口、投资减速趋势明显。这其中大部分现象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重现。实际上,中国一系列重大宏观指标的共同转向并非偶然,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的相似经验也非偶然,转折背后有着相通的线索。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连锁反应


故事的开端是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国际元以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此前,温饱是家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家用支出中增速最快的是食品类支出。随着食品支出逐渐饱和,2005年-2012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增速最快的品类是家用电器、交通通讯和服饰品类,而食品、教育娱乐、居住消费、医疗保健等增速较慢(图1)。


                                                    图1 2005-2012年家庭消费支出结构


“浦山讲坛”第25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


而2012年以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速则跃居第一梯队(图2),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在从制造向服务转型,消费品质明显升级。而消费升级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图2 2013-2019年家庭消费支出结构


“浦山讲坛”第25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


第一个连锁反应是传统制造业重新洗牌。消费支出结构的转型,必然推动供给端做出相应调整,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逐步慢于营收增速。在工业化高峰期(2000-2012年),工业部门营收增速高达22%;但2012年以后,则下降到7.3%。工业部门利润增速过去接近30%,但现在不足7%。营收和利润增速陡降,使得制造业企业压力凸显,传统制造业部门面临重新洗牌。所以近些年,不少小微企业濒临破产,被迫退出市场;但大企业市场份额反而不断扩张。所以消费转型带来的第一个连锁反应,是生产端、供给端的转型,并产生了破旧立新的力量。


第二个连锁反应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崛起。什么样的部门在新环境下更有发展空间?必然是与消费升级相关的产业,也就是教育、医疗等偏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而非餐饮、旅游、住宿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需要大量的技术、专业知识作为支撑。而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同样也需要依靠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无论是研发、基础教育、新型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等,都需要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作为支撑。


从图3可以清楚地看出,过去几年行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越高,行业增长越快。


                                          图3 人力资本密集度与行业增速呈现正相关


“浦山讲坛”第25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


第三个连锁反应是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化。除了劳动力、企业要面临竞争,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在进行激烈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竞争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因为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差异性强,会有更大的多样性、更低的学习成本、更高的学习激励和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比如一个高级的寿司师傅,在小城市可能找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但在大城市就可以获得高收入。因此在城市竞争过程中,大城市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也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从消费升级、个人成长等各角度来看,大城市都更具有竞争力。所以近些年城市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不再只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更多是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也就是大都市化。


从图4也可以看出,城市越大,人口流入速度就越快。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淘汰过程,目前我国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数量远远少于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大量城市因人口流出、产业下滑,而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地方财政紧张、公共服务不足、坏账问题突出等。


                                                           图4 城市规模与人口流入速度正相关


“浦山讲坛”第25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


第四个连锁反应是投资放缓。在工业化高峰期,工业部门的高投资增长带动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当工业部门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带动全社会投资增速下滑,投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以“铁公机”(铁路、公路、基建)为主,现在则更多转向城市公共服务类投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比接近50%。


第五个连锁反应是经济增速下行。工业化高峰期后经济增速放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中国在转型中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很多高收入国家在类似的段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从生产率加总效应的角度来看,无形的学习(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要慢于有形的学习(传统制造业),所以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比较困难,这会带来加总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去能带来增长的城市或企业,目前面临被淘汰的压力,这会加快全社会的资本折旧,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另外,政策不配套也会导致一些部门的资本积累不足,投资潜力得不到发挥,这也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行。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来自于工业部门。


总结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情况基本一致,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中国过早去工业化了吗


由于方法论不同,宏观经济研究的结论差别较大。为此,我们参考医学体检的框架,以发达国家的规律性现象为参照系,再将中国的一些结构类指标放到参考系中寻找异常,对异常指标展开分析,并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异常体现在就业领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考虑到农民工未能充分纳入就业统计,可能低估了市场化程度较高行业的就业。但我国市场化程度低的行业,就业率依旧偏低。数据修正后,仍然存在近3亿农民工无法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这是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与高收入国家差异最大的地方。


关于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成长。但工业部门的减速是否意味着我国过早去工业化?


首先,我国工业化从高点回落的时点与高收入国家基本一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10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35%-40%时,工业化会渡过高峰期,经济活动从制造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转移。这与中国经验高度一致。实际上,从研发投入、专利生产数量、生产过程和出口产品复杂度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进展情况总体良好。大家从日常生活中也能感知,虽然我国尚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制造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判断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从图5可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德国、法国等,工业化高峰期之后十年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平均为30%,2012年-2019年,中国均值也是30%,是非常标准的水平。


                                                      图5 主要高收入国家工业化高峰期后

                                                             十年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

“浦山讲坛”第25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


那么,是否要稳定中国制造业份额?我认为无需过于担心。我们先来回想农业升级,农业升级并非来自于农业部门本身的进步,而是要依靠工业、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所以在农产品需求给定的条件下,农业越发达,生产效率越高,资本投入越少,农业部门份额会越低。


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制造业。制造业的升级主要并非依靠制造业本身,而是会更多依靠服务业的“推”和“拉”。所谓“推”,指的是基础教育、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这些要素是制造业升级最有力的支撑。所谓“拉”,即如果我国在商业模式升级等后端支持服务方面可以做的更好,那么这将更有利于制造业升级。未来,制造业越升级,生产效率越高,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就越不会太高,因为不需要过多的资本投入就可以满足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所以,用制造业增加值份额来判断是否需要稳制造业,从发展规律来看,或许意义并不大。


转型过程中的真正短板


中国真正的短板,一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相关领域就业增长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相同阶段的发展水平。二是2.9亿农民工不能真正成为城市市民,高房价、看病难,上学难等城市病使得他们不能在城市安居,这背后反映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不上的问题。三是基础科研找不到方向,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这也打击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上述因素之所以被定义为短板,有两层含义。一是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相比,这些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占比偏低,发展滞后导致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就业增长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制约了其他部门的发展,阻滞了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制约了人力资本的提升。


为什么会形成上述短板?。


第一,先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激励机制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为什么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为什么不集中财力、政策、资源来发展经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完善公共服务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背后存在激励机制的问题。其次,用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政府如何知道哪些公共服务是最迫切需要改善的?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核心是建立被服务对象的问责机制。这一问责机制与市场中的价格机制类似。它一方面可以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如果政府无法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主要负责官员的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被服务者的声音可以传达到决策者耳中,明确哪些服务是最迫切需要被改善的。


第二,还有一些服务是可以交给市场去做的,但政府对其过度或不当的管制遏制了这类服务业的市场活力。要解决这一问题,按教科书开药方很容易,比如放松管制、引入公平市场竞争、健全问责机制等,但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这恐怕说明药方开得不对,可实施性不强。我认为这与目前的社会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在生活拮据的年代,社会很容易形成物质价值观,更看中满足安全、物资的需要,注重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形的制造业、基础设施等的发展。在这种价值观下,就会形成发展型的政府职能定位。而现在,要改变政府职能定位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还有一种价值观叫后物质价值观。如果人们从小生活条件比较优裕,那么就不太会特别看重一些有形的物质发展,而会更关注诸如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等的实现。这就是社会从物质价值观向后物质价值观的转换。


价值观的转换会带来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社会资本的增加,全社会的信任度会提高。二是民主问责的力量会增强。这些改变有助于纠正政府的过度管制政策、提升政府管制政策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而这种合理配置又能反过来促进收入增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很多改革之所以很难推进,很大程度上与观念的支撑力度不足有关,而这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认识到观念转变的困难之后,经济改革还是要推进,建议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要不畏艰难,积极尝试局部、渐进的改革。目前我们很难全面推开系统性、大规模的改革,因为很容易和现行观念发生冲突,难以达成共识。但我们要积极推进局部、渐进的改革,如建立试验区等,我国目前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积极尝试。二是要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的不安定,进而为新一代的成长留下更广阔的空间。这有利于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践改革,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浦山讲坛”是由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在线公益讲座,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旨在搭建知名经济学家与经济金融界人士的高端交流平台。欢迎登陆浦山讲坛_新浪专题:https://finance.sina.cn/zt_d/psjt?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或者登录bilibili关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通过“浦山讲坛”频道:https://space.bilibili.com/488994810/channel/detail?cid=118136,观看浦山讲坛视频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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